第一次在黄山见到他时，他像个小孩一样带我们逛这逛那，夸遍家乡万里好，还吹嘘自己可以几小时爬上山，又几小时爬下山。虽然那年他没有陪我们上山，可因为他的殷勤接待，我对黄山的印象特别好，包括山脚下的宏村西递，还有九百砚堂所在的那条古街。

    后来再见他时已是集团的领导，我们一起推广项目，一起在河南出差，在少林寺一起嘲笑那些肥头大耳脑满肥肠的和尚，在五台山真正见识了他爬山的好体力。

    从此后都在上海总部工作，才知道原来他比我大好几岁，原来他买过电脑，开过酒吧，原来他全然不像看上去那么“天真烂漫、活蹦乱跳”。

    他花了三分之一的月薪在著名的百乐门舞厅背后租了一套高层公寓，家具全是宜家的，红酒都是法国的，客厅有地毯可以席地而坐，每周务必亲自下厨一次，家里蓝调CD的数量跟香蕈烛台的个数一样多。有位朋友给他下定义：这是一种都市嬉皮的生活。

    他30岁生日那天，两杯红酒下肚，映着摇曳的烛光，他的奔三宣言是：活在当下！一句“活在当下”说得在场几个80后汗颜不已，都觉得自己比眼前这位30岁的寿星“老态”许多，世人都白活了。

    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，因为觉得我实在不是那种“活在当下”的人。今天正好到百乐门这边办事，想顺便叫他出来吃饭聚聚，一联系才知道，他居然已经回黄山结婚生子、相妻教女、买菜供房了！！

    这难道就是人生的宿命，时间的力量？

    张清芳有首歌，叫做Men's talk，歌词里说：“後来我才知道，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，你们叫它做，淡水河边的Men's talk”。

 

 

 

    上海的冬天很冷，第一年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整个冬天都在想方设法、献计献策、斗智斗勇的与“冰天雪地”作斗争，虽然那年冬天上海并没有下雪。但那一年的寒风是清晰新鲜让人雀跃的，足以分散我敏感的注意力，有些东西无声无息的就过去了。

    第二年，寒风显得特别刺眼，把一切都刮得干干净净的，让剩下的一切都那么明显和突兀的摆在我们面前。睁眼闭眼都看得那么清清楚楚。

    今年的冬天，寒风依旧，我却已然是“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”，一副“兵来将档、水来土淹”的架势，毫不示弱，无比坚强。

    生活过得越来越有规律，像一个步入中年的安分守纪分子，没有任何胆大妄为之作。每天在同样的便利店买几乎一样的早餐，中午在公司食堂的同一排座位吃饭，买同样的菜，晚上坐同一班班车下班，一路上耳机里放同样的音乐，回家吃同一个牌子的速食面，甚至从同一棵白菜上掰几片叶子下来煮进去，用同一个味道的洗衣剂洗衣服，在同样的时间上网，浏览同样的几个网站，23：30准时下网睡觉。第二天周而复始。

    这样的重复居然让生活显得可爱起来，一切都是我熟悉和可掌握的，心中的安定泰然增添了几分，似乎就不那么冷了。至少，不那么怕冷了。

   

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小区里有人喜结良缘，大清早就起来把鞭炮放得很响。

可是，我今天起得更早，满地的碎花纸屑都是达完球回来才看到的。

 

为了安排这次见面，宫姐放弃了周末的懒觉，放弃了明媚的阳光，放弃了威尔士的健身教练（不知道帅不帅），

我不见出个名堂来，简直对不起她“老人家”！

 

为了“奔赴”这次见面，我忍受了周五晚上也不能玩连连看到半夜，忍受了周六也不能睡懒觉，忍受了花卷还蒸在锅里就被催命电话赶出门，忍受了阳光明媚却不能去扫街，忍受了明明没有球鞋运动装也要上场打球，还顶着个部门女子单打第二的名号，

我牺牲这么大，不见出个名堂来，我简直对不起我自己啊！！

 

下午三点，忙活了一早上，终于在黄浦江边出现了一个塞着耳机喝咖啡、发呆、码字、晒太阳的人。

见没见出名堂来我实在搞不清楚，只知道现在自己腰酸背痛，浑身无力，呆呆的考虑明天怎么爬起来去上课？周一要不要坐轮椅去上班？

太阳有点恶毒的刺眼，耳机里放着燕姿的“我要的幸福”。